摇呀摇，摇到银锭桥

接到一位朋友电话，问我对国家大剧院的诸设计方案印象如何，倾向于哪两个？我说我根本就没去看模型展示，他很惊讶。又有一位朋友来电话问，报载豁开菜市口丁字街的道路工程已然开工，那工程势必拆毁一系列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有关的会馆、故居、胡同，我怎么对此竟“沉默无语”？像这样的一些朋友，因为我出版了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便觉得我应对所有涉及建筑与环境的问题站出来发言，他们的期盼是善意的，而我不得不告诉他们，以及我那本书的读者，我自己是绝不能陷入那样的一种错觉的：因为出了一本关于建筑与环境的书，便俨然有资格介入所有的有关事宜，仿佛真成了个专业人士似的；正如我虽搞了一点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主要研究秦可卿），也算引出了一点影响，难道我就真能以“红学专家”自居了么？我的爱好面虽广，文字涉猎面虽宽，但因青年时期未能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壮年时期虽想恶补而终未如愿，所以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罢了，我的意见，处在专业的边缘，容或能对专家们起点参考作用，而又因为我经常把游入专业领域的意见，以通俗的形式，发表在非专业的报刊上，这样也就多少起了点沟通专家与大众的作用吧；这种边缘游弋，只能是有触动时随机发言，而不可能“有问必答”。

但我现在却几乎每天都面临着催我回答的，有关北京城市改造与规划的诸多问题。因为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新而舍旧，值得》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针对北京去年开工的“第二条长安街”即“平安大道”的展拓而发表的。这条贯通北京城区东西的大道在展拓中要遇到一系列历史文物，如段祺瑞执政府（“三·一八惨案”刘和珍君等牺牲地）、孙中山行辕、和敬公主府、欧阳予倩故居……虽然市政当局在施工计划中已经妥善避让、保护了上述文物古迹，但一些一般的四合院，包括一些美丽的垂花门、穿山游廊等等，则不能不加以拆除，这就引起了许多市民的訾议，一些文化人更痛心疾首。一位文化人持有相当有代表性的观点：北京旧城应当整个儿博物馆化，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现在城内的机关单位及居民，应当尽可能迁到城外，即三环、四环以外去！他甚至于认为解放初把东四、西四十字路口的四座牌楼，以及东单、西单的单座牌楼拆走，以便公共电、汽车通行的做法，也是不对的，激愤地说：“那本来就不是走电车、汽车的！你电车、汽车非走那儿干嘛？！”

北京旧城的文物古迹，大体而言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当年为皇权服务的建筑及相关设施，包括紫禁城、景山北海中南海等皇家园林以及像恭王府那样的尚存规模的贵族府第；二是当年为神权服务的，包括天坛等祭祀场所及寺庙道观等等；这两大部分现在人们都有共识：无论如何要加以保护，绝不允许擅动！但第三部分：为俗众使用的，大量的胡同、四合院，是不是要全盘保留？不同的意见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主张基本上全保留的人士，还提出了种种设想，比如由市政当局做耐心的工作，将现在杂居的四合院一一清理，动员大多数住户搬到旧城外的居民楼去住，每个四合院留下一户或至多三、四户，他们既是旧城区的居民，更是作为历史文物的四合院的保护者，而政府应给予他们一定的优惠政策，如为他们普遍安装抽水马桶，拨款给他们使四合院整旧如昔，鼓励他们在院中栽花种树、养鱼饲鸽等等；有不少人悟到，这种使整个北京旧城区连民居也博物馆化的设想，是一种乌托邦，他们因此不那么极端，他们的想法，是对北京旧城区的民居，实事求是地区别对待，把实在值得保留的四合院作为珍品维护下来，比如开发一片地区，可以绕过某些选出的文物性建筑，最后的效果，是现代化的高楼与所保留的四合院错落有致地并存；但如果是必须豁开打通，以使道路适应现在的车流人流，则势必不可能使路面过分地错落曲折，到头来还是免不了一个“拆”字；而有一个因素，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开发商，他们是不可能不考虑经济效益的，让他们把钱拿出来只是保护文物作无私奉献，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要能遵守有关保护文物的法律、法规，比如不超过限高，挖地基时发现具有考古价值的遗迹时能停工申报，由有关文物部门来进行评估处理，也就很不错了。我的思路，是北京现在的城市发展，人口已然膨胀到了这种程度，城墙城门已然基本上悉数拆毁，而胡同四合院除了少数由首长或机构使用及租给外国人的以外，绝大多数早已成为自搭小屋臃塞不堪的杂居院落，生米业已煮成了熟饭，再侈谈当年梁思成的设想，或空言另觅一片空地建都（如巴西的巴西利亚），或痛斥发展商恨不能将其一一逐退，恐怕都只能是一时痛快，而并不能有补于眼前急速发展中的北京旧城区开发。对于北京旧城中民居部分，虽然“条条胡同必有掌故，座座院落皆有故事”，但就现在生活其中的绝大多数北京市民而言，冬天生炉子取暖的问题，给排水设施落后的问题（一般都还得到胡同中设施简陋的公共厕所去蹲坑，洗澡也难），上下班道路拥塞不畅的问题……问题实在很多！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审美的角度、怀旧的角度来考虑旧城改造固然是重要的，但有一个角度我以为更重要，那便是人的角度，这里所说的是现在时的人，我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一位四十多岁，至今与妻子女儿挤住在胡同杂院自盖小屋中的工人，他这样对我说：“你们敢情住得宽，天天坐抽水马桶，屋里摆着古玩什么的……来到我们院，东张西望，爬高就低地拍照片，什么这屋檐下的砖雕真棒呀，那个垂花门的罩子还全呀……开口就是，一要对得起祖宗，二要对得起子孙后代……可我们这祖宗跟子孙之间的一代，每天上班去创造社会财富的一代，你们怎么就忽略不计啦？我们这一代，首先要住得舒服，住得方便！我们就盼着拆了这些破房子盖楼房，我们要煤气暖气上下水道抽水马桶！要出门街道宽敞坐车方便省时间省体力！……别动不动就说，你们这些人搬三环、四环外头住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住城里？我就主张拆了这些破院子，建现代化居民楼，我们要就地入住！我们这一代对社会贡献最大，正挑大梁呢，旧城改造、城市规划，不首先考虑我们的需要，我们不依！”这话也够激昂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把思路进一步展拓，那么，其实全人类所面临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问题，争论的焦点都差不多。而刻意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也都蓬勃地发展着。比如美国有位瑞姆·库哈斯（RemKoolhas），1995年出版了《普通城市》（CENERICCITY）一书，该书认为无个性、无历史、无中心、无规划的城市是当今最适应城市发展的类型，并从15个方面阐释了他的这一观点，引起了相当的轰动。倘若这类极端偏激的观点，只是在纸面上喧嚣倒也罢了，然而一些持前卫观念的建筑师与规划师，却在比如说日本京都这样的绝对是古香古色的城市中，造起了与其传统风貌全然抵牾的，体量极为庞大的京都新火车站，这座由建筑师原广司设计的火车站以后现代风格的玻璃幕墙、怪异的装饰部件、超大的公众共享空间、太空情调的内部装潢，令人目眩神迷，乃至目瞪口呆。我们当然不必取此“他山石”，来攻自己的“玉”，但我们这边，其实也有相当前卫的观点，比如我就在一次聚会中，听到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叶廷芳（他也兼写建筑评论），针对国家大剧院设计三原则发表尖锐的反对意见：“为什么一定要‘一看就是国家大剧院’？悉尼歌剧院一看就不像歌剧院，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一看就是中国的国家大剧院’（他当时怎么举例质疑的忘记了，我现在倒可以为其举一个例子，北京的白塔，一看就不是中国建筑——那是尼泊尔式建筑——可是遗留到今天，不也跟北京的中国建筑挺和谐，而且很添光彩么）？尤其是，为什么一定要‘一看就是建筑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大剧院’？‘天安门广场’能作为审美的附加条件吗？……”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主张不设框框条条，任建筑师张开想象的翅膀，在人类全部文明的基础上，去刻意创新。

我在北京定居近半个世纪，深感北京这座古城是人类拥有的一颗无价明珠。我说“为新而舍旧，值得”，是面对北京城市发展的现实，针对宫殿坛庙以外的旧城民居中，那些实在妨碍现在一代人生存的事物而说的。我何尝不心痛哪怕是在这种情况下所拆毁的胡同、四合院？而且，我以为，市政当局应该更明确地划出整片的旧城地区，作为古都风貌精心地保护下来。像北京西北城的什刹海地区，包括钟鼓楼以及迤东迤北直到菊儿胡同在内的一大片地区，现在就保护得较好，并且还开辟了“北京胡同风情游”的旅游路线，不仅使中外游客领略了北京除宫殿坛庙园林之外的民居民俗之美，也增进着北京普通市民珍惜现存民居民俗风景风情的意识。最近，旅游公司还定制了若干摇橹船，游人可乘船从前海出发，摇呀摇，摇到银锭桥，穿过桥洞，进入后海，泊北岸，可游宋庆龄故居，泊南岸，可游恭王府花园……北京啊北京，我们要在保护中发展你，发展中保护你，别看持各种意见的人士争论起来面红耳赤，那跳动着的爱心，脉搏原是相通的啊！